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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档案通常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未保存在档案所有国或其形成地的档案。由于离散档案涉及一个国家档案文献的完整性及历史记录的延续性等问题，因而受到国际档案界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受到离散档案问题困扰的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造成档案离散的原因错综复杂，通常包括政治、战争、冲突、灾害、人口流动等不同因素，因此有关离散档案的索还或归还问题也相当复杂而且面临诸多实际困难，而新的档案理论、社会力量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也为档案离散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思路。本文节译自詹姆斯·劳瑞所著的《离散档案》（2017）一书的序言，编译过程中译者对离散档案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相应补充，并根据行文需要对标题和部分章节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

“档案如同躯体”

        档案工作者在谈到档案时往往将档案比作躯体——由文件形成的躯体。这一说法源自拿破仑三世帝国档案馆的主管里昂·德·拉博德，他说：“图书是物，档案是人。物可按其分类被分散、分割……而对于一个有呼吸的活人来说，情形则大为不同；他不能被肢解，割下他的头颅放在房间里，砍掉他的四肢放置到别处，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过残忍……心脏只能在身体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跳动。”

        这种对完整性的关注是因为档案不仅能通过内容，也能通过它们的形式、结构和关系讲述故事。一份案卷中档案的累积顺序能够告诉我们被记录的事件以及它们被处理的方式。每一份案卷都是以某种顺序累积起来的，这一顺序能够告诉人们该案卷与其他案卷及其形成者的组织状况与工作流程之间的联系。档案学理论已经发展到能够为保存这些联系提供支持。这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档案的离散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缺失——就像身体的一部分被切除了。正如查尔斯·凯斯凯姆蒂在1977年所指出的那样，“保卫国家遗产的完整性是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但是非常规的档案获取却恰恰与档案的完整性观念相对立，就像是被‘截肢’”。被侵害的档案体与（被侵害的）人类身体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文件是机构管理系统的物质证据，也是这些系统运行的物质依据。例如，1957年在肯尼亚的恩巴卡西拘留营遭受阉割刑罚的保罗·恩济力，他因在肯尼亚危机期间被虐待事件于2009年向英国政府发出索赔。这场诉讼使得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从其国内转移走的机密“散失档案”被公之于世，如今它们被保存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汉斯洛普公园。这些来自肯尼亚的“散失档案”和其他的一些档案（其中一些可能还有待确认），构成了事件发生时肯尼亚当局所产生的官方档案体的一部分。这些档案记录了对恩济力进行判处、执行和赦免的整个过程。目前，这部分档案已经被移除，变得不再完整，正由于它们的缺失，留在肯尼亚的其余档案也变得不再完整。

        档案所附带的价值因不同的人和制度而有所不同，同时也受到不同的法律制度和身份认知的影响（有关遗产、反抗和流放等）。在每份档案中都会存在不同利害关系的多个利益相关者，他们同档案的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情形在档案遭遇离散后变得更加复杂。正如完整的档案通过它的形式、结构和联系来讲述一个故事，而被分散的档案也能够讲述其被分散的过程，这是同样的。随着利益相关者数量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与档案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正是这些联系、价值与需求的错综复杂使得档案的获取与归还变得困难重重。

定义离散档案

        《离散档案》一书关注档案从其形成地的转移问题，特别是那些可能不算被非法“偷窃”的档案“离散”，这部分档案是随着国家政权流亡被转移而不是被个人带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被合法化的可供辩护理由。

        英联邦国家通常使用“散失档案”一词来指代该现象，最近这一术语也成为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特定系列档案的代名词，其中一部分档案目前已被移交至英国国家档案馆。蒂莫西·洛夫林在他的《重访流失境外档案》一书中指出，“散失档案”这一术语并不能充分反映档案离散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并提出了“流失境外档案”这一表述更适合他所提到的档案情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档案理事会的许多文献中都提到了“档案索还”，这无疑是最具外交意味的用法。笔者也更倾向于使用“离散档案”这一说法，因为它代表着不含偷窃意味的转移，不局限于与“流失境外”相关国家的地位关系问题，因为这种联系并不适合所有形式的档案离散。与“档案索还”相比，“离散档案”能够更直接地揭示问题的本质。然而本书中所使用的“离散档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许多专业人士都在他们工作所需范围内对这一概念进行讨论。

关于离散档案的研究及工作进展

        离散档案的问题由来已久，到目前仍然困扰着档案工作者、历史学者和各国政府官员。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仍然没有切实可行的多边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促成1983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生效的努力看上去似乎耗尽了起草者的精力，也让关注者极度失望，大家丧失了通过多边合作寻求解决方案的热情。笔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近年来理论、社会、政治和技术发展的前提下，重新开启针对离散档案的国际对话。

        关于离散档案的讨论历来就是国际条约和相关会议的主要议题，这可以从1961年鲍蒂尔的调查中可见一斑，该调查涵盖了自13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的一段漫长历史时期。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份由国际档案理事会委托进行的研究报告——查尔斯·凯斯凯姆蒂的《档案索还：谈判原则和标准的初步研究》，该报告对档案离散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包括“领土来源”“主权追溯”“职能相关”“共同遗产”等在内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为相关讨论提供术语准备。1977年的研究成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发布的《针对档案移交的双边或多边的公约及协定的范本》产生了影响，凯斯凯姆蒂和埃弗特·凡·拉尔在其中列举了有关离散档案协议的几种不同类型，并对其形式、适用范围以及施行条件进行了分析。随着这项工作的进行，国际法委员会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并最终形成了1983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这一公约虽然被联合国通过，但是由于赞成的国家太少，因此并未产生实际的效力。

        《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通过以后，有关档案索还的研究与分析工作仍在继续。1995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了赫尔维·巴斯蒂安编写的《档案索还参考汇编》，该汇编涵盖了国际法律条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决议及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决议、针对维也纳公约的建议和1995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意见书等。这对研究离散档案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莱奥波德·奥尔的《争议性的档案索还：一项国际调查的分析》。奥尔有关档案索还的调查为人们提供了案例和数据，为“现实场景增添了色彩”，同时也提高了巴斯蒂安所著汇编的影响力。

        这似乎是2004年在维也纳召开国际档案大会前最后一次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这次会议距离1983年的维也纳公约也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2004年的国际档案大会上，阿尔及利亚国家档案馆馆长阿卜杜勒·马季奇希提出了离散档案的问题。2009年5月，国际档案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拉马塞特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离散档案工作组”的决议。尽管对离散档案的界定工作进展困难，工作组还是就两方面工作内容达成一致：一是更新有关离散档案问题的参考文献目录；二是对奥尔的问卷进行修订，以便于在国际档案界传播。意大利国家档案总局的朱利亚·巴雷拉起草了一份计划来推进第一项工作的开展，笔者则对奥尔的问卷进行了适当修订，以便分发给国际档案理事会成员。这两份文件都提交给了工作组，但截止到2016年这项工作还没有进行，工作组也陷入停滞状态。这也导致了“共享档案遗产专家组”的成立，目前该专家组正在推进这些工作项目的开展。

        不仅国际组织一直在努力解决离散档案问题，针对特定问题的双边合作也在开展，本书对其中一些合作进行了讨论，尽管其中许多案例还有待寻求进一步解决方案，但也有一些案例为人们提供了解决方案的范例。本书尝试通过提出有关离散档案定义的问题，探索与档案离散和归还问题相关的法律途径，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并思考国际档案界的角色定位等，以促进解决离散档案问题的多边或双边行动的开展。

关于离散档案的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档案界一直没有讨论离散档案的问题，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新的档案理论、新的社会力量和新技术不断出现。档案理论持续发生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斯蒂安和奥尔的研究开展以来，档案连续体理论得到广泛应用。洛夫林所描述的档案流失的艰难历程就是一个有关文件生命与文件关系的连续体概念的例子，卡拉宾诺斯将连续体思想引入他对荷兰保存的印度尼西亚档案的研究，吉利兰德则使用连续体概念进行了意义深刻的问题重构。

        新的技术已经改变了文件形成和利用的方式，可以说也改变了人们对信息及其载体的认识。数据的价值是什么？文件的价值又是什么？档案理论仍然在努力应对数据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在此环境中，文件越来越被视作一种“性能”。当档案原件的构成要素不明晰时，这是否、能否或者应否改变对档案复制件在解决争端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考克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原件”与“复制件”的意义。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数字归还”方式呢？洛夫林提到了内容的归还，但是档案实体是否如凯斯凯姆蒂提所说的那样具有情感意义？有关档案的物质性与情感的想法能否增强档案原件作为具有独特和重要价值的实体所拥有的象征性力量？

        关于离散档案研究问题的理论、社会环境与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是时候重新审视有关离散档案的问题了。通过解决争端和档案体重构，我们能够以实体或虚拟的方式，重建档案的内容和联系，从而讲述档案故事，这对实现历史叙事、体现责任、伸张正义将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作者詹姆斯·劳瑞是英国利物浦大学档案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英联邦档案工作者与文件管理者协会主席，国际文件管理信托基金会托管人和劳特利奇档案研究系列丛书编辑。曾在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和英国等10个国家开展档案与文件管理项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与治理。目前参与离散与移民、苏丹记忆以及文件中的难民权利等研究项目。2017年他出版了《离散档案》（Displaced Archives）一书。)

        曲春梅 任燕飞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