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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的白家疃村，一座宏伟的现代化建筑正式揭牌开馆。它就是中央档案馆，一座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档案史料的宝库。

    前行有声，岁月无言。从1959年到2019年，60年，中央档案馆历经风霜雨雪、涉过激流险滩，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回望当年，那些参与建馆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如今他们鬓发如霜，都已过耄耋之年，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不会忘记！不久前，记者采访了部分曾参与建馆的老同志，聆听他们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兰台岁月，回忆中央档案馆成立前后的点点滴滴。

    “如今的中央档案馆绿树成荫，周围现代化高楼林立，谁能想到6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说起当年筹建中央档案馆的往事，现年87岁的陈德心情十分激动。

    据陈德回忆，1954年，全国6大区中央局撤销，中央批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设立第三处（以下简称“三处”），也称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即今日中央档案馆前身，主要接收各大区中央局及其工青妇组织的档案和档案干部，办公地点设在北京丰盛胡同。三处处长由中办秘书局局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兼任，裴桐、吴宝康、闫希文任副处长。处下设办公室和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6个档案保管室及资料室，分别保管6大区的档案资料。三处共集中干部130多人，他们都来自各解放区大局秘书处档案科，且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陈德就是其中一员，当时专管撤销后的各大区中央局档案。在此之前，陈德在华北局负责管理电报档案。

    集中起来的档案先后在北京西苑、半壁店保管，但保管条件十分落后。为了彻底改善保管条件并适应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在北京西郊的白家疃建造新馆。新馆于1957年开始施工建设，1959年建成竣工。至1959年10月开馆前，所有档案和工作人员已迁至中央档案馆，三处也从半壁店迁至白家疃。

    “开馆时完全是气象一新，档案馆有全新的办公场所、漂亮的库房和现代化的通风设备，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开馆典礼很隆重，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10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朱德和‘中共延安五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以及专家学者前来祝贺，并参观了党史陈列展，最后还与大家合影留念。”回忆起开馆当天的场景，陈德激动地说道，“周总理虽然没有亲临典礼，但为中央档案馆题写了馆名”。

    中央档案馆的正式开馆，既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心，更有赖于当年为筹备建馆而付出辛勤汗水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他们在档案的征集、保管与利用等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奉献了一生。

    当时专职负责筹备处工作的副处长闫希文如今已经94岁高龄了。闫老14岁参军，在刘邓大军下属的新四旅宣传队做译电工作。抗战时期，他的腿曾被子弹打穿，负过重伤，也直面过死亡。这段难忘的经历也使他在日后面对各种繁复的工作时更加从容、淡定。1954年，闫老到中办秘书局第三处负责筹备建馆工作。开馆后，闫老一直负责办公室工作，历任办公室副处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当记者问及闫老工作经历和感悟时，他只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平平淡淡，几十年如一日，主要就是在办公室工作，做好领导交办的事务，尽职履责，也没什么特殊的。”

    问到家中是否保存了中央档案馆开馆前的照片时，闫老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压在玻璃底下的泛黄老照片，那是开馆前筹备处所有同志的合影。“这是曾三，这是裴桐，这些都是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的同事，坐在这里的是我老伴……”闫老一一为记者介绍照片中的人。

    在闫老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和默默无闻的奉献。草萤有耀也成阳，档案系统里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爱岗敬业、埋头苦干的档案工作者。岁月从他们身上悄然流逝，但他们对档案事业的热爱却与日俱增。

    由于馆藏档案数量不能满足利用需求，亟须征集和补充，当时征集利用部的费云东积极参与了征集工作。

    “征集工作本身难度很大，是向别人索要党珍国宝，或者说让人家把‘传家之宝’无偿地捐赠给中央档案馆保存，根本不晓得要征集的档案在哪里，全凭自己去调查、去探索、去发现。”谈到当年的征集经历，费老动情地说。

    为早日解决征集工作的难题，费老通过广泛研读和多方请教，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征集工作与历史科研紧密结合，通过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活动历史、党政机构史，并拜访老革命同志，按图索骥，积极寻找征集线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此外，他还不断总结研究经验、及时梳理伟人档案，写出《毛泽东与秘书工作》《周恩来革命活动卡》《刘少奇革命活动大事年表》等诸多文稿和100多万字的访问录，并撰写了大量与征集工作相关的业务心得体会。

    虽身居“庙堂”，费老也不忘深入“江湖”。30多年里，他行程20多万公里，用脚步丈量了全国除了港澳台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拜访了1000余家单位和个人，带领着全科同事抢救了1万余件领袖手稿、10万余卷（件）革命历史档案，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征集“成绩单”。

    在30多年“南征北战”的档案征集生涯中，费老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将散落在世间的“遗珠”汇聚起来，为中央档案馆攒下了雄厚的“家底”。

    提起那些为保护珍贵档案牺牲的先烈们，费老言语中充满痛惜，他再三强调，“我们后人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千万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以生命保全档案的可贵精神，要全心全意积极主动为党中央服务。”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感叹道：“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费老就是这样的党员，倾其大半生将足迹刻印在了档案征集抢救与历史研究的漫漫征途上，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开馆初期，正值国内经济困难时期，馆里的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共克时艰，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33年出生的张淑华，18岁时从东北局调到中央秘书处文印科。开馆后，她被分在技术处打字科。“当时分配到馆里时，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时候的中央档案馆附近都是荒地，又赶上国家困难，每人口粮都要减定量。记得当时，每人每月只发给20多斤粗粮、2两油。馆里有100多亩地，馆领导就支持和发动大家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果树、红薯、花生和蔬菜，自给自足。而且，每个人一年要抽出一个月的时间下地劳动。”谈到那段艰苦的岁月，张淑华感慨地说，“虽然生活艰难，但大家没有怨言、过得很充实，一起工作、劳动，相当难忘。”

    此外，据陈德回忆，“虽然新馆是新建的现代化楼房，但大家生活十分不便。很多同事的家人住在城里，自己住在馆里，和家人聚少离多。但大家没有抱怨，都在一心一意地为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默默奉献。”

    艰苦的条件没能磨掉大家的革命意志，反而使工作和学习热情更加高涨。由于馆里大多数同志都是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文化水平有限。因此，大家积极响应周总理和馆领导的号召，学一门、通一门、精通一门，争做“司马迁”，利用业余时间读“四书”、上“电大”，熟悉档案业务。闫希文便是如此，他很早参加了工作，进馆后，经常自学档案专业知识，还发表了不少文章。

    另据张淑华回忆，1960年至1964年，她和郑淑兰、刘淑媛、陈德等同事一起到城里上“电大”。当时还是单休日，业余时间很有限，大家都利用零碎时间来学习和复习考试，学习热情十分高涨。有时，没来得及听课的同志就让同事用录音机录音，自己再挤时间听录音学习。当时馆里领导也很支持大家读“电大”，并给出时间复习。毕业时，大家拿到了大专文凭，既提升了文化修养，又增长了文化知识，对工作帮助很大。

    当年的档案馆可谓是专家云集。副馆长裴桐被尊为“活档案”，伟人手稿保管员齐得平被称为“毛泽东手迹研究专家”。而记者却对有“活字典”之称的潘合定印象深刻。

    潘老曾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战役，1949年在中央西南局秘书处从事文书处理工作，1954年调到中央秘书局三处。“中央档案馆成立时分3个部：中共中央档案部、国家档案保管部、明清档案保管部。”92岁的潘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被分在中共中央档案部保管科保管档案，具体保管中央苏区、长征时期的文电和抗战时期的电报，以及从苏联接回来的档案。这些档案大部分是中文，也有德文、俄文、法文等。”由于潘老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优秀的业务能力，被大家称为“活字典”。后来，他还做过档案利用工作。

    潘老很注重业务学习与研究。工作之余，他与同事合著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等档案专业书籍。“只要钻进去，总有一点收获、一点成果。”潘老在谈到对年轻档案工作者的期望时说，“周总理一再教导我们：档案工作者要做博士，做司马迁。”

    工作中，潘老也深深感受到了党中央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与关心。1962年，郭沫若为了给毛主席的一首诗作注释，专门到中央档案馆查档，裴桐、齐得平负责接待，负责保管这部分档案的潘合定也全程参与。当郭沫若问道“毛主席的这首诗是在何时、何地、何种背景下作的”时，大家都愣住了，没人答得上来。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大家找了一份军用地图，把反围剿时形成的电报与地图一一对照，郭沫若也住在馆里同大家一起查找，最终找到了答案。后来，郭沫若撰写报告向毛主席呈报了这件事情，毛主席在报告中“得到中央档案馆的帮助”的“帮助”前加了“很大”两个字。知悉此事后，大家倍受鼓舞，也明白了档案工作者不仅要熟悉档案，还要研究档案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这些参与建馆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中，有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刻苦钻研档案业务的档案保管者，有身处困难时期仍坚守平凡岗位的普通打字员，也有低调谦虚、任劳任怨的行政职员，还有走遍全国各地、抢救党珍国宝的档案征集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甘于寂寞、艰苦奋斗，是他们人生的亮丽底色。他们是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光荣时刻的见证者。他们在白家疃度过了人生的金色年华，将一生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更把对档案的一片炽热情感抛洒在了兰台这片心爱的土地上。